鄂南秋暴领导人吴德峰夫人戚元德回忆——
吴德峰在鄂南暴动的日子

原定由董必武为首组织鄂南秋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中共中央鉴于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决定将秋收暴动中心改为广东和湖南、湖北。并为此制定了《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将两湖地区划成若干行动区。首先在鄂南发起暴动，然后进攻武汉区（指武汉三镇等地），在武汉举行大暴动，并决定中共中央机关暂不迁回上海，留在武汉指挥两湖地区的暴动。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鄂湘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以鄂南为中心，发动全省农民起义。当时湖北省军委书记是董必武同志，原决定由董必武为首组织鄂南暴动，因董必武同志生病，正逢中央决定吴德峰从国民党省党部、武汉公安局撤出。省委临时决定，德峰代军委书记和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鄂南特委书记。在湖北省内首先以鄂南已有的农民自卫队为基础发展武装，组成湖北省工农革命军。

赴鄂前一天悄悄举行婚礼
　　德峰八月上中旬从武汉公安局撤出后即接到省委上述任命通知，立即走马上任。临行前，父亲担心局势不稳，德峰这一步，不知如何能归，婚期一拖再拖，提出要德峰和我结了婚再走。就这样我和德峰在父亲和堂舅父、母的主持参与下，在德峰赴鄂南参加暴动的前一天，在舅舅家结婚。婚礼悄悄地进行，没有仪式，没有花轿、花烛、贺礼、贺客，只有三位长辈的祝贺。第二天凌晨二三点，德峰在化装剃眉、缩腮改变脸型后，由我堂舅送至距汉口较远的一个偏僻小站，从那里奔赴鄂南战场。

左倾错误导致暴动失败
　　德峰一到鄂南时暴动就开始了，相继在蒲圻、咸宁等地区打了几仗，开始占领了几个地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可以说初战告捷，但终因“左”倾错误，人员、物资、思想、组织基础均不具备的条件下，匆忙上阵导致这次暴动最终失败。据德峰讲，他去鄂南前，中央下发了一个干部调配回避政策的决定，本地干部一律不得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把当地土生土长的一些农民军领导人抽调走，全部更换成外地干部，指挥员对当地情况不熟，仗一打起来，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指挥不灵，再就加上枪支弹药不足，土枪土炮不灵，特别是一下雨，炮弹根本打不出去，炸药、手榴弹也拉不响，失去了攻城战机，敌人援兵一到，农民起义军不得不撤下阵来。这时收编的地方武装也乘机哗变反水，调转枪口打农民自卫军，两边夹击，一场混战，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德峰和司令部的人及部分自卫队员撤到附近的芦苇塘中，坚持了一天一夜，几乎弹尽粮绝，直到天黑下来，才突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多次反思鄂南秋暴历史
　　鄂南暴动失败，部队退到通山县九宫山地区。德峰一面整编被打散的部队重新组织新的战斗力，总结经验教训。这期间，德峰曾多次回武汉向中央及省委汇报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条件不具备、主观盲目行动等原因是导致起义受挫败的重要原因。后来德峰每次谈起这段历史时，认为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是：一是在北伐胜利后，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在右倾思想指导下，放弃了军事的建设和领导权，致使我们在军事方面的人力、物力基础条件基本不具备。二是“八·七”会议以后，虽然批评了右倾错误，但新中央领导仍认识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现实，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看不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存在着盲动“左”倾倾向，仓促上阵，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夺取城市取得胜利，在暴动的时期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想当然地盲目地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在全国很多地区同时进行准备不充分的、毫无胜利把握的武装斗争起义。三是在实施过程中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不可行的“左”的错误命令和政策，致使许多地区的武装斗争遭到失败挫折。德峰到鄂南后，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挥员清一色的从外面调入，情况不明，匆忙上阵，更有甚者连基层的班排长都不许本地干部担任。这种临阵前随意更换指挥员，脱离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基础的主观臆断强制命令的做法，再次瓦解和削弱了原本就不稳固和不强有力的战斗团体和战斗力，遇到突发事件一击即溃。这个教训，在鄂南暴动中是沉痛的，但经验教训对后来的暴动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共鄂中和鄂西、鄂东特委根据湖北省委指示，先后在农民基础较好的洪湖及鄂东、鄂西、鄂中和黄麻等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同样与全国和其它地区的起义和暴动一样，由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仍是不断高涨，继续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盲动夺取城市起义，致使暴动起义，大多遭到失败挫折。这次错误路线直到一九二八年春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基本解决。教训是惨痛的，但经历了这场战斗洗礼，不少地区也建立起一些自己的游击队，为后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湖北省委与鄂南秋暴
——罗亦农自述

　　我是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正式当湖北省委书记，除张太雷同志五十分钟的政治遗嘱（他自己说的笑话）外，别无交代，其时省委机关有五十余技术人员，但省委连武汉三镇活动分子的名单都没有，我要召集一活动分子的会议，花了一礼拜之久才把活动分子的名单造出来。
　　当我至省委工作时，一般同志大都不懂什么叫做争斗（因为过去一切均依靠政治势力），尤不懂什么叫做秘密工作，一直到八月二十日以后到处严重的压迫起来，大家才感觉到要秘密工作，而下级党部负责同志有许多的秘密工作太秘密，连省委都不给知道。总之都躲起来，不与省委同志见面。至于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众，更加不用说了。至于党与工农运动的干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勇敢的同志不是被牺牲，就是被监禁在牢狱中。
　　秋收暴动，省委在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七月底至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六区，各区都成立特别委员会。派出去的许多同志，虽然有许多不得力，甚至没有下乡就逃跑，但必须公正的说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与现在各乡骚扰的局面，纯全是这一批工作同志创造出来的，不是由于过去农运的基础怎样怎样的好。至于乡村党的组织，过去几乎没有，现在如鄂南、鄂中、鄂东、襄枣，比较有点雏形，亦是这一批同志创造出来的……秋暴之后，湖北省委亦是按照上列各点，创造农民割据局面之发展，以发展湖北总的暴动，造成了湖北各县骚扰的局面，以至黄安农民暴动能建立农民政府，黄安农民普遍的暴动起来……
　　当八月初省委派符向一等四十余同志至鄂南工作时，鄂南几无党的组织。八月二十日左右我与任旭同志至鄂南开各县负责同志的会议，决定会议完后，各负责同志还乡即召集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改组各级党部，结果有二分之一旧的不好的分子落选，二分之一新的积极分子当选。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鄂南五县增加至二千二百余人。各区各乡农发协会亦开群众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九月十日举行暴动之前党与农民协会又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根据符向一同志报告）……总之，从国民党反动至唐生智崩溃这一时期，省委的工作不但没有削弱党的组织与力量，减少了在乡村与城市中群众的影响，实得其反，省委相当的建立了党在城市与乡村中的基础，尤其创造了湖北农民群众普遍骚扰与暴动的局面。（摘自罗亦农1927年12月21日《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标题为编者另拟）
　　九月九日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1927年鄂南秋收暴动爆发的日子，本报特编发纪念特辑，借以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版稿件由姜洪策划、摘编，黄珊、刘静协助编辑，均摘自游强进主编的《鄂南秋收暴动》(《咸宁文史资料》第七辑)。游强进，赤壁市新店人，现任咸宁市政协秘书长兼文史委员会主任。

中伙铺:秋日见闻
龙从启

　　我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在监利县得到中共湖北省委的通知：“龙从启同志：万急另有任务，望速来武昌张王庙×号向邓雅声同志处报到。”我到武汉时，正是八月十八号，又到花园山×号领取去鄂南蒲圻中伙铺向鄂南特委报到的函件和旅费。我到达中伙铺紧靠着铁路东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农民正在热火朝天的奔忙，天气又热，大概是八月下旬了。我会着了鄂南特委符向一同志，符与我谈了当前的国内外以及鄂南各县的形势，最后谈到要我回嘉鱼去的情况……说完后，他给了我一百元的活动经费。这时我就在中伙铺车站休息，次日即启程回嘉鱼去。当时中伙铺附近的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大家在整理武器，有土铳的就持土铳，没有的就用梭子、大刀、长矛（红缨枪）等，正在禾场操练，情绪高涨，气壮山河。禾场上的正面墙上都用红土、白石灰写了很多标语。如：“一切权力归农会”、“耕者有其田”、“抗捐抗税”、“打倒新军阀”，“取消高利贷”、“杀尽土豪劣绅,传铲除贪官污吏”等口号，这些口号深得人心，大家信心百倍。
　　当我从蒲圻回嘉鱼的路上，看到两旁的稻谷，都亭亭玉立，饱满颗粒穗子压得低下头来。它又怎能知道它主人内心的悲痛啊！
　　我第二次到中伙铺时是九月九日，这时的中伙铺就与我八月间来时大不相同了。农民紧张，说是官塘驿至汀泗桥的铁路已经破坏了，鄂南特委也迁走了。我问乡农协干部始知特委已迁到茶庵岭，要去必走路绕蒲圻县城去茶庵岭吴家大屋联系。我再问他们详情，他们也支吾其词，似在回避。我见谈不出什么，只得赶路。我离开中伙铺上路后与同路人闲谈，才知道昨日已举行了暴动，并劫去了从武昌去长沙的火车，稍有所获，又将火车向南放走了，因为南去的铁路我们并未破坏，我们还要利用。行人还抱怨不该放走了火车，将会招来敌人的进攻。我到茶庵岭已经漆黑一团，找到吴家大屋，在一盏桐油灯下，来接我的是我的同学吴绳祖，他见着我要我等一下，通知了符向一同志来会我。我和符向一见面，我就将嘉鱼的情况作了汇报，他就催我回去“赶快进行暴动，有几乡拉几乡，不要等待，我们拉起来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