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1903-1939），乳名王延初，出生于元湖北省蒲圻县石坑乡中坪王家一个富裕家庭（现赤壁市官塘驿镇葛仙山村四组）。1910年王培元入王爷庙私塾。1915年入蒲圻县城关中学。1923年初，王培元背叛家庭，带着石坑渡一带的进步人士秘密组建农民协会，使石坑渡一带农民初步觉悟起来。由于王培元经过了10年寒窗的苦读，又能给农民讲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道理，被当地称为“黑笔师爷”。
      1926年5月，湖北省农委特派员刘子谷和中共蒲圻县农民部部长沈国祯二人分别受中共湖北省执委和蒲圻县委派遣，在蒲圻发展农民党员。他们了解到石坑渡一带的王培元秘密组建农民协会，便于10月份来到石坑渡，将王培元、龚辉鸾发展为中共党员。接着又发展了5名积极分子入党，成立石坑渡党支部，书记龚辉銮，委员王培元。该支部属当时全县最早的两个支部（汀泗桥、石坑渡）之一。
       1927年1月，王培元受中共蒲圻县特别支部的派遣，到随阳发展党组织。创建随阳党支部，王培元任书记，属随阳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驻随阳山。2月份，石坑渡农民协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得到迅速发展，正式成立了石坑渡农民协会组织，王培元、龚辉鸾为农协委员长，执委有谭自锋、魏大良、方留卿、周慧芳（女）、郑广州、梅为尔（女）。在蒲圻县农协委员长沈国祯的指导下，王培元、龚辉銮等带领成员贴标语、发传单、出板报，走村串户，组织农协会员打开土豪劣绅王洪洁、陈荣华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帮助贫苦农民顺利度过了春荒。农协会初办时，活动经费十分困难。王培元就从自己家里拿钱出来办农协会。农协会走上了正轨，他又在石坑吴王庙办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女上学。他还将自家最大最好的一丘水田（约3亩左右）献给学堂作为公田。一年春天，石坑渡闹春荒，贫苦农民为一日三餐发愁，农协会活动受到影响。如果不想办法帮助农民渡过春荒，农协会在群众心目中就没有威信，就会影响农民入会的积极性。王培元说服父母，打开自家粮仓，献出了全部的余粮。在他的带动下，一些日子稍为好过一点的人家，也主动与困难户互相调剂。农协会在群众心目中产生了很大凝聚力，石坑渡成为全县农协会活动开展最好的地区。石坑渡农民协会办起来后，来往客人比较多，凡是接待上级和东南北往的客人，都是王培元在家里招待，提供食宿，因此大家称他家是“红色饭店”。王培元家本来也不是很富裕，当然经不起这样折腾。加上蒲圻、崇阳两县的国民党保安队联合进剿石坑渡、木兰寺、中坪山等地，王培元家被敌人一把火烧得精光，家破产了，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后悔过。
       王培元和王良文是大革命时期石坑地区的两位风云人物。人们喜欢将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亲切地称作“红黑师爷。”红笔师爷王良文是石坑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掌握着生死大权。他领导石坑区7个乡的农民，同土豪劣绅，封建势力开展斗争。在打土豪，分浮财，抗捐税，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总是冲锋在前。只要王良文的红笔一勾，就意味着要杀人了。当时在石坑地区土豪劣绅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不怕农民吼，就怕红笔抖，红笔勾一勾，老命一时休。所以大家都叫他“红笔师爷”。黑笔师爷王元培是石坑区党部的常务委员。他一肚子文墨，讲话富有煽动性。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石坑地区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王培元还写得一手好字，石坑区党部，农民协会的各种文告，决议，决定大都出自王培元的手笔，大家习惯称他“黑笔师爷”。红笔师爷和黑笔师爷一文一武，互相配合，把石坑地区闹个天翻地覆，成为当时蒲圻县“最革命”的地方。中共蒲圻县党部机关和蒲圻县政府就一度设在石坑度。
       1927年8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共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在蒲圻建立了中共鄂南特别委员会，同时还建立了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9月初，县委派组织部长唐崇礼在石坑渡建立了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蒲圻分会。王培元在唐崇礼的指导下，组织农军队伍进行军事训练，赶制土炮、土枪、长矛、大刀等武器。组织农军捉拿土豪劣绅七八十人，在石坑渡王爷庙草坪上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将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劣实行枪决。
       1927年10月，遭受了敌人围剿的随阳地区，幸存的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在王培元带领下继续从事地下斗争，担负着掩护县委机关的任务。但终因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在石坑渡、随阳一带反复搜捕共产党员，通缉头号人物王培元。遵照县委指示，销毁文件，分散隐蔽，活动暂停，转入地下。1927年12月初，上级党组织了解到蒲圻党组织驻武汉地下联络点负责人王斐元是王培元的侄儿，于是利用这层关系，指派王培元和唐崇礼化装成商人，从石坑渡乘筏子下水在蒲圻北门登陆，悄悄乘火车到武汉建立秘密联络站。他们以开办“黄鹤书店”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将书店地址选在武昌横街头灰包公司隔壁。为筹集开店经费，王培元多次写信给家里，以生活费名义寄钱给他们办书店。时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农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董必武对秘密联络站非常关心，经常去检查工作，布置任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王培元和唐崇礼联络地下党组成员时，刚踏出书店的门，书店被湖北警备司令夏斗寅派人进行了搜查，逮捕了王斐元、贺良琦、张家明、黄加金等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书店因叛徒告密而遭破坏，地下活动暴露了，只好闭门谢客。敌人布下暗探，妄图秘密逮捕王培元和唐崇礼。11月初，党的地下组织安排王培元、唐崇礼告别家乡东渡日本留学，王培元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该校创建于1882年，前身为东京专门学校，1902改为早稻田大学，设有法学部、政经学部、文学部、商学部、理工学部，文科在国内外有很高声望，1902年——1939年中国有1983人留学于该校）在校期间，为了更好领悟政治精髓，他拜著名经济学博士、教授林蔡未夫先生为师，就这样在刻苦学习三年后于1931年初获政治学士学位，学成后婉言拒绝了留校做学术研究，怀揣着一颗炽热报国之心，仍然回国报效，以博厚的才能和远见的政治智慧，创办天津《白河》周刊，首任主编一职。在民国时期办报刊，并不是有钱人就可以办，各地报刊都是具有一定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和背景，才能获取由中华邮政特准立卷，内政部立案颁发新闻报刊许可证，王培元凭借天津地下记协和上层名人、要人、政人的关系相助跻身于报坛。
       据民国期刊目录，《白河》周刊始发时为1931年7月11日，地处天津市英租界义庆路29号，创刊始止每期突破7000份以上，是当时天津销量最大，且具全国影响的周刊报纸，同时每日定期向上海驻津《时事新报》、《新闻报》、《时报》等报刊媒体采写文稿，用手中的笔为武器，以文章报国写下了《在反日运动中我们国民应有的觉悟》，《抗日国存》、《一致杀上前去吧》、《给她》等数以万言的血性文章和史诗。1931年7月日军突然占领东北三省全境，面对大好山河被日寇铁蹄践踏，激起了对日的无比伤痛，为了进一步唤醒群英奋起驱倭寇，1931年8月8日，《白河》周刊刊发他的一首“给她”诗：
 

有重重的电网
横在我们面前
有处处的荆棘
难在我们中间
我们要冲破这重重的电网
明知踏上电网便是生命的危机
我们要割除这处处的荆棘
明知这是难能的希望
前进吧！衡峰吧！
创伤了，有我的底情之汁来滋润
奋斗吧！牺牲吧！
牺牲了有我们的底爱之花来埋葬
我们不徒作人生之知己
我们也不要作攀爱之夫妻
我们要作牺牲的战士
我们还要作战场上的伴侣！
 

品味这首诗中的内涵，它映现出了“字字看来皆是血”，“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筋骨之气，表达了王培元忠贞报国的理想。
       为了传播各地民众抗日情绪，民众疾苦，学生爱国抵侵，风俗人情等起见，在主要时段，拿出主要版面，对突发事件的特定环境中开辟了《抗日专号》、《九一八周年纪念专号》、《华北各大学学生生活专号》，1931年10月10日在济南，开封，上海，郑州，西安，杭州，武汉，重庆，长沙，广州，香港等27个城市招请通讯记者寻求抗日文字，时过半月，一封封沾满同仇敌忾的稿件从四面八方纷至白河，凡民、孙扶天、李华生、笔尖、汪培瑛等一批爱国文人采写的《怎样才能举国一致共赴国难》，《从日本的炮阵血窟中流出来的我们》，《抗日国声救国观》，《江山县党务的形形色色》等文稿，在第一时间刊发与读者见面，唤起爱国人士万众一心，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的革命斗志，南开大学一读者致信《白河》称：《白河》是时代的产物，诚无日不在困难的经济与环境下作挣扎，批评、指导、正告、号呼、不留余力，不同流合污，不粉饰太平，不虚伪，敢说话，敢揭短，受到了读者赞誉。方近一年，出版四十余期，从无间断，蒸蒸日上，实为津门少见刊物之一。
       抗日需要后方的真金白银为基础，更需要各界民众的呐喊声和雪中送炭，为了筹集更多捐款捐物，他依然奔走在各地为抗战中的军民带去希望与信念，1933年4月23日，王培元随前线慰劳团慰问抗日将士伤兵回来后，响应当局捐款捐物的号召，特制定一周期为抗日宣传周，安排职员赴天津各商店、学校和人员密集地推销外，将所有每期发行报刊费的收入先后三次呈报天津地方协会救济委员会当局，扫数捐助前方抗日官兵，同时还将本刊每期的广告收入捐助后方医院，以示同仇敌忾之意。
       王培元的中文写得流畅，通俗而且出手很快，英文，日文也能说能写能译，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主编《白河》周刊时，每期首卷的社论、冷语都出自之手，在终朝为环境衣食而穷忙的生活中，偷暇撰写30万言《新国家社会政策概论》著作及《社会政策新原理》等译著，二次再版增印发行至北平、上海、四川、汉口及全国各大高校、书局、《大公报》代售部等社会各界读者。
为满足在校大学生读者求学的要求，王培元凭借广厚的上层人脉关系，拿出经费诚聘了一支由海内外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9人组成的政经专家顾问团队进驻《白河》，采取学术讲座、书信函询的方式在《白河校园》专栏公开解答有志求学之士对各种学科有疑难问题，获得了在校学生的点赞。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与天津相继落入日寇魔掌，津门报界一批能出书有影响的书局，报刊受到禁售、禁邮、禁阅之中,《白河》也难劫被禁的厄运。
天津沦陷、报馆被封，王培元却采取明禁暗写的办法，转入向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时报》继续撰写抗日文章，用舆论之声抵抗日寇的侵略。
       1939年10月12日，王培元受天津地下记协委派，前往天津河北二码头，参加工人大罢工运动。由于身份特殊，因叛徒出卖，被暗杀在二码头。地下记协组织知道王培元惨遭暗杀后，迅速安排地下党组织成员，秘密将其遗体安放在商品包装箱内，13日晚乘火车运抵蒲圻，再转水路护送回家乡，葬于石坑渡中坪村白虎咀。
       1945年9月1日记者节期间，国民政府签发褒扬令，授予上海新闻界在抗战期间作出重大贡献的王培元等13人为“忠贞报人”称号。
       随阳苏区烈士纪念陵园位于海拔647米随阳山尖峰中，矗立着地一块乳白色纪念碑，碑上刻着“随阳苏区烈士纪念碑”九个镏金大字，纪念碑后面的一堵6米长墙面上，用黑色的大理石刻载着122名烈士的英名和英勇事迹，铭文非常醒目记载着：“王培元，一介书生，1927年1月领受信念，俯临风云，借得山顶庙堂创建随阳第一中共支部，并首任书记，1939年10月间，因判徒告密，殉难于天津河北二码头，蒙组织掩护，裹尸船舶，逆江流千里至汉口，终得安魂故土，福祉弥望。”